特朗普时代美国共和党“建制派”的行为模式分析

“建制派” 这个词汇最初被英国左翼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在1958年用来形容英国社会、宗教与政治事务的统治阶级，目前却有概念泛化的趋势。最初 “建制派”这个概念指“掌握权力的一小部分人”，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其1961年的告别演说里提出，美国政府应警惕“军工复合体”对政治施加的不正当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系列进步主义运动中，作为保守主义白人男性的代表，整个共和党都被进步主义者称为“建制派”。2014年，这一概念被共和党政治作家洛夫格伦（Mike Lofgren）进一步定义为 “一个官员与高层金融和产业人士组成的，能够在事实上绕开政府的法定政治程序管理美国的混合体组织”，即后来特朗普和民粹人士使用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上述概念的共同点包括：一是商业精英，以及法律精英等中间人事实上参与政治决策；二是政治决策不经过制度监督，在暗箱操作中产生；三是小圈子的决策比政府更加有效，政府的重大决定，比如奥巴马关闭关塔那摩监狱，都必须获得小圈子的支持才能实施。

一般而言，美国公众学者和政客很少认可权力小圈子的存在，而更多是将其归为阴谋论范畴。但随着美国民众、民间政论家对政治的参与程度提高， “建制派”变成了民粹主义者对华盛顿政商精英的代称。需要指出的是，与“建制派”相对的“反建制派” （anti-establishment sentiment）是一种思潮，而不是特定的群体。反建制派可能是被华盛顿精英排斥的边缘政客，如参议员泰德·克鲁兹（Ted Cruz）；可能是观点激进、反对温和派的政治人士，如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和现任总统助理纳瓦罗（Peter Navarro）；也有可能是缺乏从政经历的公众人士，如新右翼媒体人班农（Steve Bannon）、阴谋论者阿莱士·琼斯（Alex Jones）和竞选前后的特朗普等。反建制派没有固定的概念和群体，克鲁兹、卢比奥等人通过极端立场与主流政治精英拉开距离，前者在2016年的总统初选中也被视作击败共和党建制派的“黑马”，但在班农等“民间人士”看来这两名参议员也是建制派的成员。与建制派相对的是民粹主义（populism），而这个概念本身就缺乏明确定义，其内容一般包括扩大公共参与、保护民众利益、反对大商业集团和建制派政党组织。本文将建制派概念总结为 “参与并影响政治决策、并通过公众难以监督的渠道进行政治博弈的个人、组织和利益集团”。虽然部分政务在法律制度上属于公开信息，但缺乏专业知识的民众难以对其进行监督，因此华盛顿的政府、国会工作人员均可能被视为建制派的一份子。

尽管不断泛化， “建制派”的概念仍然有几个共同点：其一，该群体垄断着政治活动的资源分配，如党规、选举、协调行动、政治献金分配等事务；其二，他们能够与对方党派进行协商和妥协，而这种两党间的谈判很大程度上是外界无法参与和监督的；其三，作为职业政客，他们以竞选和控制多数席位为目标，因而被极端派视为“脱离选民”；其四，职业政客通常遵循一套利益交换体系，在华盛顿政治圈子内形成了不成文的人员提拔顺序（next-in-line strategy），政客通过积累资历和利益交换获得提升。对比之下，通过煽动极端选民、攻击同僚等极端手段获得政治支持的行为则被称为极端派、民粹主义；其五，该群体被认为是改革的阻碍者和现有体制的受益人。由于共和党传统上是基督教白人男性的代表政党，在美国社会中本身就属于典型的建制派；但以特朗普主义和茶党为代表的极端势力则炮轰华盛顿的“老好男孩”系统（good old boy system），认为后者代表了共和党建制派利益。与此同时，在政策上中间偏右的民主党人，如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被左右两派攻击为建制派，她在高盛集团内部演讲的事例被拿出来作为政商勾结的证据，这说明如今的建制派也不限于共和党；其六，从政治思想上来看，该群体往往与“温和派”的标签挂钩，这与职业政客取得选民最大公约数的策略，以及美国政商联合的政治运作有关。传统上共和党精英支持自由贸易，与大企业往来密切，但民粹主义的兴起、民粹与商业精英的矛盾使得共和党内部也分裂为极端右翼和建制派。“建制派”概念的泛化与全球化时代愈演愈烈的经济不平等直接相关，民粹主义者口中的“建制派”有时也被称为全球主义者（globalist），即支持自由贸易、被认为从全球化中获益的政治经济精英。全球化总体上使得部分群体获益更多，这些群体又相互扶持，甚至形成了人员的“旋转门”制度；在民粹主义者眼里，这些群体无视民众利益，通过缺乏监督的政治博弈进行决策。简单而言，从里根对外推动新自由主义开始，全球化加剧财富不平等，使得财富向跨国公司、服务业巨头和金融机构，尤其是其中的高管聚集。与此同时，这些公司在美国政治中影响力巨大，其高管与职业政客交往频繁紧密。当人们对财富不平等的不满酝酿成民粹主义社会运动，被认为是经济精英“政治庇护伞”的政客也就成为了民粹主义者要打倒的“建制派”。

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盛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剧变等事件扩散到全球，又在美国信息工业革命等技术进步推动下延续至今。至少就美国而言，这种全球化造成了两方面的经济不平等：首先，自由贸易带来输家，美国部分制造业面对国外进口产品失去竞争力；其次，跨国公司高管在全球化时代获得了更高的工资，而这种趋势随着公司规模、技术含量和对外投资的增加而更加明显，这就导致了财富向富人集中。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将1979年后的约30年称为“大分裂”（Great Divergence）时期，在该时期内收入不平等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体现为工资滞涨（wage stagnation），包括应届新生工资走低、最低工资增长缓慢，而高薪职业的工资增幅远高于其他职业。从1979年到2007年，最富有的1%家庭收入增长275%，而紧随在后的19%家庭财富增长仅有65%，最低的20%人口财富仅增长18%。虽然奥巴马上任之初承诺加强对华尔街金融高管的监管，但收入增长的不平等在经济危机恢复期继续恶化，仅仅2012年一年，1%高收入人群财富增长就达到20%，而其余99%人群的平均财富增长仅为1%。对于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言，收入不平等极大加重了他们的经济压力。根据美国进步中心的数据，从2000年到危机后的2012年，中产阶级实际收入平均下降8%，而房贷、教育、社保等成本持续上升，高等教育成本上升高达62%。在次贷危机之后，这些现象使得高收入群体、特别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华尔街金融家招致社会公愤，而且将原本应充当政治温和派的中产阶级推向民粹主义。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与大企业关系密切的政客都可能被民粹主义者贴上“建制派”的标签，而美国的游说制度使得政客与商业精英来往密切。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将游说视为言论自由范畴内的“请愿权”，允许合法的商业游说；但由于游说需要专业代理人运作、研究法律、积累政治人脉，只有大公司才有能力承担游说的成本。2012年美国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游说政府的公司在美国大约有不到300家，在先前约十年里，曾经游说过政府的公司不到美国企业的10%。除了制造业、服务业大企业、华尔街金融巨头，某些行业组织和大型社会团体也花费大量资金游说政府。在平时，职业游说人与国会议员和经济监管人员维持着良好互动，这种关系建立在大量金钱、人力成本和专业知识基础上。在选举时期，游说人组织大企业通过政治捐款、组建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等方式协助政客竞选，或通过舆论宣传影响选民，间接影响政客。此外，大企业还通过提前许诺退休后工作岗位来吸引国会人员。这些都使得议员与商业精英有动机进行利益交换，虽然美国关于反腐败、政治透明的法律繁多，专业游说人经常能避免这些制度。美国要求国会公开委员会投票记录，以加强公众监督，但这些数据实际上帮助游说人“控制”议员。更为甚者，由于美国关于游说的监管制度繁杂，新法律的制定需要游说人帮助制定。游说人、拥有巨大财力的主雇和政客实质上构成了一个规避美国法律的小圈子，完全符合“建制派”的定义，这导致整个国会和华盛顿游说人招致民粹主义者的愤怒。

游说人与国会议员的活动，在全球化开始推进的20世纪80年代变得更加密切。国会人员退休后大量进入K街也是这一时期兴起，部分议员退休后也亲自从事游说。在21世纪，旋转门制度引发更多关注，遭到了公众的批评。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公众对政治精英的不满导致整个华盛顿精英群体成为批判对象。

这里以两位共和党高层政客为例，分析他们在政策上的主张，以及与特朗普的互动。这两位政客是参议员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ell），以及众议院发言人保罗·瑞恩（Paul Ryan）。资深政客麦康奈尔是著名的党争高手，年轻的瑞恩则是华盛顿特区里技术官僚的典型。

(一)米奇·麦康奈尔：肯塔基州资深参议员麦康奈尔是目前的共和党多数派领袖，也是一位老牌共和党政客，其妻赵小兰是特朗普政府的交通部长。作为一位“政坛常青树”，麦康奈尔以党争中的政治手腕闻名：他于2016率领共和党阻击了奥巴马末期的大法官提名，力促保守派人士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进入最高法院；在与民主党就政府预算问题进行的拉锯战中，麦康奈尔也对争取预算通过起到了关键作用。麦康奈尔在2016年5月宣布支持特朗普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选举，但仍然偶尔对特朗普提出私下和公开的批评。

在政治立场上，麦康奈尔表现为典型的保守派，其主要立场包括鹰派外交、反对社会福利、反对全球变暖、反对禁枪、反对限制政治献金数额等，但其最终目标是党派利益最大化：1.在奥巴马第一任期里，麦康奈尔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对阻挠政府预算授权不起关键性作用；在此情况下他于2012年12月提出一项授权总统单方面提高财政赤字上限的法案，其用意是引出民主党参议员的反对票，向公众显示民主党内部、以及奥巴马和国会间的矛盾。在民主党表现出一致赞成的态度后，麦康奈尔立即自己出面阻挠了自己提案的通过。2.在移民问题上，麦康奈尔曾于2015年反对参选人特朗普提出的限制穆斯林移民法案，但在2018年2月宣布支持一份与特朗普主张类似的法案，因为该法案“成为正式立法的机会最大” 。他主导的对大法官戈萨奇的任命间接支持了移民法案，在最高法院于2018年6月以5：4支持特朗普关于禁止部分国家公民入境的法令后，麦康奈尔立即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张他与戈萨奇握手的照片。3.他支持伊拉克战争，以及2007年的增兵，但在2013年反对授权奥巴马政府对叙利亚直接使用武力，并声称叙利亚没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4.在“通俄门”事件中，麦康奈尔曾经于2016年表示支持就俄罗斯干预总统选举进行调查，但在2017年〜2018年多次拒绝通过立法保护对特朗普的调查。麦康奈尔的政治主张有时表现出明显的利益交换，例如他自2012年来从油气企业接受献金1500万美元，同时他也是呼吁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22名参议员之一。

特朗普声称与麦康奈尔在经济、安全等方面存在共识，但两人在具体问题上经常相互指责。麦康奈尔被认为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参议员，但在近年来也遭遇了一些挫折，例如他领导的参议院在2017年未能通过共和党提出的、旨在替代《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俗称“奥巴马医疗”）的法案，而且在占据多数的情况下未能通过政府预算开支法案，导致2018年1月的美国政府关门，这些挫折都招致了特朗普对麦康奈尔为首的国会共和党人的抨击。另一方面，特朗普屡次公开批评国会中的个别议员，例如他在2017年8月抨击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院弗莱克（Jeff Flake）并公开支持其党内初选对手，这招致了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不满。在个人层面，麦康奈尔多次抨击特朗普的不成熟政策导致参议院失利，例如他将未能推翻“奥巴马医疗”归咎于特朗普政治不成熟、无法提出替代方案。在贸易战、朝鲜等问题上，麦康奈尔持传统保守派立场，呼吁暂缓“金特会”、取消对盟友的关税，在“普特会”后又呼吁弥补美欧关系。但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麦康奈尔并未显著地改变特朗普推行的政策，其部分立场，如移民则向特朗普靠拢。

特朗普和麦康奈尔两人存在着互补共生的关系：特朗普作为公众人物，拥有煽动草根选民的能力，但缺乏政治经验。麦康奈尔作为典型的建制派，擅长收集资金和党争，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但公众形象糟糕。此外，麦康奈尔可以充当企业和特朗普直接的中间人，在特朗普解散两个咨询委员会前后，麦康奈尔出面对企业家进行安抚和沟通。但总体而言，麦康奈尔对特朗普的支持是源于特朗普吸引共和党选民的能力；一旦特朗普无法继续维持党内的高支持率，两人的关系可能会发生重大转折。

（二）保罗·瑞恩：代表威斯康星州第一选区的共和党众议员发言人保罗·瑞恩，曾经在2012年总统选举时成为罗姆尼的副总统提名人选。他在1998年进入众议院，成为史上第二年轻的众议员，此后在本区八次连任众议员，支持率始终保持在55%以上。瑞恩于2015年成为自1875年来最年轻的众议院议长，在原定人选麦卡锡（Kevin McCarthy）未能获得党内基层会议支持的情况下，瑞恩成功地统合了众议院里的两大共和党派系。

作为一位相对年轻的共和党精英，瑞恩在专业领域以外的问题上表态较少，在参与2012竞选之前甚至采取中间路线，但也曾发言表示支持小布什政府对外用兵。他的主要政治主张集中在财政改革方面，主要包括减税、供给侧改革和削减公共支出等。虽然曾自称主张削减赤字，并数次阻挠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恢复政策，瑞恩却在特朗普时期放任赤字增加：瑞恩早期的财政改革建议是2007年开始起草的“美国未来路线图”，该方案建议实施减税政策，并用医保券取代年轻人的联邦医疗保险，但未获得广泛支持。2010年，瑞恩再次提出“繁荣之路”方案，主张取消“奥巴马医疗”并将联邦医保私有化，最终被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否决。但在特朗普任期内，瑞恩推动的税改方案却可能为联邦政府带来15000亿美元的赤字，同时他在2018年卸任前也曾推动增加军费开支。这并不是瑞恩首次违反自己宣称的财政主张，早在小布什和奥巴马任期里，他就支持联邦政府推动问题资产缓解计划（TARP），并在经济危机前后主张美国政府出资纾解银行与汽车等行业的债务问题，甚至在部分支持政府干预议案（如2008-10汽车业纾解方案）上站在民主党一方。

在2016年5月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后，瑞恩并没有第一时间表示对特朗普的支持，只是在5月12日与特朗普私下见面后宣布两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存在共识。而特朗普也曾经在2016年支持瑞恩的党内初选对手保罗·内伦（Paul Nehlen），后者曾经抨击瑞恩在众议院期间搞关系、搞政治腐败。在此之后的特朗普几次有关女性、少数族裔的风波中，瑞恩也是站在批评特朗普的立场上发言。特朗普当选之后，瑞恩协助推动了《2017美国保健法案》（即“特朗普医保”）在众议院的批准，然而该法案在参议院夭折。此外，瑞恩领导的共和党众议员在2017年推动税改，特别是《2017减税与就业法案》的立法工作。此外，瑞恩在“邮件门”上支持对希拉里·克林顿进行调查，但也不反对穆勒对特朗普进行的“通俄门”调查，并在美俄关系上主张就克里米亚、干涉美国大选两个问题对俄罗斯国进行制裁。2018年4月，瑞恩表示他在2018中期选举中将不再谋求连任，与特朗普和平分手。

与麦康奈尔不同，瑞恩是一位比较纯粹的技术官僚，而非党派领袖。他有着丰富的政策规划经验，尤其是削减赤字的经验。这种技术特长使得瑞恩甚至成为奥巴马削减财政支出的咨询对象， 其摇摆不定的财政政策也保留了与民主党合作的空间。作为一位相对年轻的技术官僚，瑞恩没有强烈动机向特朗普站队效忠，因此在“政治敏感”的话题，如“通俄门”、种族问题上与特朗普划清界限。但两人之间并没有主要矛盾，瑞恩也没有在近期内挑战权力中心的野心，两人在减税、增加军费等问题上又有合作空间。而当特朗普积极推进与瑞恩无关的话题，如反移民和贸易保护主义，瑞恩就萌生了急流勇退的想法。作为共和党在众议院的领袖，他需要支持特朗普的政策，而这些政策不能为他本人带来政绩，还会增加他的政治风险。在特朗普推行极端政策的情况下，瑞恩选择观望也在预料之中。以上两位政客集中体现了建制派的行为特点：前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建制派”精英，政治手腕丰富，行事完全以利益出发。后者则代表了被民粹主义泛化攻击的技术官僚，惯于政治交易，但更多集中在本领域。虽然他们与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主义者产生矛盾，但前者唯选票是图，后者则不具备统领全局的政治野心。在特朗普选情良好的情况下，前者没有动机，后者没有能力制衡党内民粹主义。

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精英成为众矢之的，政治新星奥巴马击败政治资源雄厚的民主党建制派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共和党人约翰·麦凯恩（John Sidney McCain III），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极端右翼政党“茶党”在这一时期就开始与建制派切割。前阿拉斯加州长萨拉·佩林（Sarah Palin）声称，华盛顿的共和党“老好男孩”们根据论资排辈和自己的关系网选择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而小布什、麦凯恩等人对普通选民缺乏吸引力，导致奥巴马赢得2008选举。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佩林在脸书(Facebook)上继续抨击建制派，声称昔日阻挠里根竞选的共和党建制派仍然在阻挠茶党运动。特朗普的“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是对佩林一系列表态的延续，其“政治素人”的形象塑造策略也更接近被认为缺乏常识的佩林，而异于克鲁兹、卢比奥等职业政客。在共和党内初选中，特朗普对不擅长公众演说的技术官僚杰布·布什猛烈抨击，批评这位政客“低能量”，争取了大量曾经支持前两位布什总统的保守派。这一系列事件的根源是在经济危机中集中体现出来的美国财富分布失衡，尤其是中产阶级财富流失；右翼民粹主义者很容易将社会矛盾引向三股势力——国外、移民和国内大资本家。

特朗普时代建制派与民粹的矛盾，集中体现在2017年〜2018年“高盛帮”的失势上。高盛集团在美国政治，尤其是经济决策中向来拥有巨大影响力。就近几任美国总统而言，克林顿时期的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小布什政府时期的J·博尔顿（Joshua Bolton）和保尔森、奥巴马时期的伊曼纽尔（Rahm Emanuel）和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等官员都有着高盛背景。即使在公开抨击高盛等华尔街大公司的奥巴马任期里，高盛帮仍然保留着可观的政治能量。据报道，在奥巴马的白宫团队里便有七名成员具有高盛背景。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数名参选人与高盛来往密切，前述希拉里·克林顿在高盛内部演讲，获得超过67万美元的演讲费，这被认为是高盛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政治信号。此外，前述奥巴马时期商品期货交易管理委员会主席根斯勒也被视作是希拉里·克林顿组阁的重要人选。共和党内支持率仅次于特朗普的参选人克鲁兹之妻有着高盛的工作背景。虽然该公司被法律禁止向选举机构或独立机构捐款，或者开展募捐，该公司却经常以“员工个人名义”向总统候选人捐款。例如，2008年高盛员工对奥巴马的捐款就达到350万美元，在奥巴马与华尔街交恶后，高盛员工于2012年总统选举中向共和党人罗姆尼捐献了330万美元。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中曾经以此为由猛烈抨击竞争对手，声称高盛“完全控制”（they have total control）克鲁兹和希拉里·克林顿，并声称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合·布兰克梵（Lloyd Blankfein）是“全球权力结构”（global power structure）的代言人，声称该结构抢劫了美国工人的财富。当选之后，特朗普也在自己的内阁里安排多名高盛背景的成员，包括财长史蒂文·努钦（Steven Mnuchin）、副财长吉姆·多诺万（Jim Donovan）、经济顾问加里·科恩（Gary Cohn）等人。然而到了2018年，只有努钦保持着有限的影响力，即使在贸易政策方面他也受到纳瓦罗、拉里·库德罗（Larry Kudlow）等极端分子的掣肘。首席执行官布兰克梵宣布将于2018年9月退休，而他将不会在华盛顿寻找工作，这被视为是“高盛帮”丢失对华盛顿影响力的反映。相比政治资源雄厚的高盛，其他金融类公司更难在华盛顿政坛上发声，也就无法阻止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政策。产业政策方面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特朗普建立了制造业委员会和战略与政策论坛两个咨询机制，然而多家企业在公众事件后与特朗普切割。特朗普在夏洛茨维尔种族冲突事件后拒绝谴责暴乱分子，导致战略与政策论坛的37位企业家中的八位在一周内声明退出论坛，12位公开谴责暴力行为。这一事件导致特朗普直接取消了两个机制，也切断了大企业影响白宫决策的两条渠道。在此情况下，任何与特朗普交恶的大公司都可能被扣上“军工复合体”的帽子，而共和党内支持全球自由贸易的精英也很难再影响特朗普的政策。

综上所述，美国的政治经济精英往来密切，在全球化时代成为影响美国政策的核心精英，也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而美国民粹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始终有着重要影响力，近年来则成为反对全球化的政治势力。在与茶党、特朗普等民粹主义者的政治竞争中，建制派逐渐处出于下风；不仅建制派政客被特朗普击败，传统上政治影响强大的利益集团也开始失势。即使共和党目前是执政党，党内的民粹势力也在壮大，而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对政策的影响力随之下降。

对于当前美国政治而言，全球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已经使得“中国威胁论”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这种威胁论影响了美国的各个政治派系。在特朗普维持高支持率、美国民粹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建制派很难对特朗普形成有效制约，在中国政策上尤其如此；只有特朗普支持率出现下滑，或者党内出现重大政治挫折，使得特朗普缺乏政治经验的弱点暴露出来，否则很难指望共和党建制派影响特朗普的激进政策。

其一，特朗普和建制派之间可能存在分歧，但对华政策很难成为特朗普和建制派之间的冲突点。在共和党内，可能与特朗普对中国政策不同的意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反对贸易战的新自由主义派，一种是外交孤立主义派。新自由主义原本是共和党内的主流，但近年来却遭遇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反对，尤其在特朗普政府里失声；此外，新自由主义者可能希望借此机会迫使中国开放市场、削弱国有企业，而非阻止贸易战。孤立主义思潮在奥巴马执政末期有所体现，如特朗普曾经攻击希拉里想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自己维护了与俄罗斯的和平。此外，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也是孤立主义的体现。然而，在中美贸易矛盾已经激化的情况下，美国保守派反而会腾出遍布世界各地的美国资源，集中在中国问题上。虽然美国最近三位总统在国内政治上立场不一，特朗普的“印太战略”与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以及小布什九一一事件前在南海制造事端的策略却有着一致的战略目的。在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孤立主义难以成为美国的刹车阀。

其二，应该承认，包括共和党人士在内，美国支持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企业家、政客和学者仍然保存有一定政治资源。首先，共和党内仍然存在传统上支持自由贸易的政客，如技术官僚瑞恩；与特朗普竞争的个人，如卢比奥也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前述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也曾批评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其次，虽然民粹主义者特朗普与部分商业精英存在分歧，也努力淡化“高盛帮”等商界势力，但美国的大公司仍然能够表达一定的反对意见，例如在听证会上反对贸易战。由于特朗普的强硬对华政策可能伤害跨国企业的利益，即使在特朗普借助贸易战获得高支持率的当下，这些企业——包括前述的产业委员会和论坛成员——都会表达反对意见；再次，特朗普的一些言论，例如对于夏洛茨维尔种族冲突的模糊表态，使得公众人物大多与之划清界限。然而与以跨国服务业、金融业为主的民主党经济精英不同，共和党企业家更多代表了反对全球化的产业集团，如传统制造业、农业和化石能源产业；而支持自由市场的党内新自由主义者则被挤出了特朗普政府的权力中心，这些都导致建制派无法制约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由于民粹主义者特朗普在贸易战大环境下支持率稳健，反对新自由主义（或全球主义）的声音将持续存在，也将限制新自由主义政客的政治影响力。

其三，从竞选的角度来看，在特朗普民意基础强势的情况下，共和党内的建制派政客很少有人有动机正面挑战特朗普。建制派的技术官僚在专业以外的领域十分谨慎，此外技术官僚很难提出系统的、能够替代特朗普政策的方案，也没有在权力结构上挑战特朗普的能力。2016年特朗普在初选中轻易战胜技术派官僚杰布·布什（Jebb Bush），就说明这类官僚难以对特朗普形成挑战。麦康奈尔等共和党核心成员出于竞选需要，与高人气的特朗普形成相互利用的关系，即使提出批评，也不太可能主动激怒个性强硬的特朗普；虽然麦康奈尔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特朗普的政策，两人仍然保持着相互利用的良性互动。但倘若特朗普在国内外出现政策失误，不能为建制派提供选票，或者因为政治经验严重不足而犯错误，共和党建制派则有动机“管束”特朗普或另选高明。

其四，包括共和党建制派、共和党民粹主义在内的政治派系对中国均抱有敌意，抨击中国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两者的分歧仅在于具体政策不同。特朗普政府有可能借贸易战机会转移国内矛盾、借反共反华思潮控制共和党建制派、“里根民主党”等民粹分子、大企业家甚至左派，这一趋势值得外交工作者警惕。共和党虽占据两院多数，却在取代“奥巴马医疗”等战役中失利，甚至特朗普执政一年就出现政府关门的僵局。同时，美国出现夏洛茨维尔种族冲突等事件，这些都显示美国左右两派在国内问题上无法妥协，民主党与特朗普尖锐对立，族群矛盾难以缓解。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有可能将矛盾向外转移，通过贸易战和民粹主义高潮造成的“紧急状态”来拖延国内矛盾。特朗普个人身陷“通俄门”等丑闻，两党的联合反对又使得特朗普难以在朝鲜、俄国等方向取得立竿见影的外交成果。在此情况下，特朗普有可能急于在中国问题上取得战果，为此不惜将矛盾扩大化，而建制派至少在对华问题上可能会与特朗普合流。但在贸易战陷入僵局、国内政治矛盾和特朗普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财政负担开始显现时，特朗普的反对派们有可能与之产生更明显的分歧和制约。

本文对“建制派”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并对美国共和党内建制派的来龙去脉加以阐述。“建制派”这一概念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强烈的精英色彩，最开始被树立为民主政治的敌人；随着民粹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崛起， “建制派”逐渐成为华盛顿政客的代名词。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对建制派这一概念的扩大有着重要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是全球化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同时加强了大公司与政府之间的联系。随着全球化的加深，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愈发壮大，从 “里根共和党”到茶党再到特朗普，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对建制派的敌意日益上升。在民粹情绪高涨的今天，华盛顿政客被插上“建制派”这一标签，受到民粹主义者的抨击。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全球化带来的贸易、金融、移民等问题上，民粹主义者和建制派天然对立，这也使得华盛顿政客在今天受到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批评。

当前的共和党建制派拥有上述建制派的各种特征，其中又分为两类人群：深度参与政治经济博弈、擅长权力斗争的政治领袖，以及被泛化的 “建制派”概念卷入政治斗争的华盛顿技术官僚。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麦康奈尔和瑞恩分别代表了这两类政客，他们与特朗普的互动也揭示了建制派对特朗普相对有限的制约能力。总体而言，共和党建制派政客与以特朗普为首的民粹主义者同属一党，相互掣肘的动机并不强烈，在共和党面临国内外批评的大环境下还需要展示出党内团结，而且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华盛顿更多所谓的“建制派”其实是技术型官僚，不具备全面的执政纲领，没有参与总统竞选的意愿，在竞选中也无法与特朗普竞争。麦康奈尔和瑞恩在民主、共和两党执政期间自相矛盾、反复无常的政治表态也清晰地说明，建制派立场多变、政治手段娴熟，以党派利益为政治行为的主要出发点。在这种情况下，建制派虽然有可能批评特朗普的政策，但总体上还是会与特朗普作为一党行动。从结构上而言，建制派在特朗普政府里的影响力减弱，而立场极端的民粹主义者更多进入政府，因此即使是强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民粹政策的精英也难以对特朗普起到牵制作用。此外共和党内乃至美国全国对中国的警惕都在上升，而且整个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素来采取强硬表态，从瑞恩这样立场偏中立的技术官僚，到与特朗普竞争的卢比奥、克鲁兹等人都不例外。在对华政策上，共和党内的其他政客很难对特朗普形成牵制。

当然也应看到，特朗普目前的政治强势是建立在高支持率的基础上。高支持率使得特朗普更多任用极端派，使建制派政客有动机与特朗普合作，并吓阻潜在的竞争者。然而从瑞恩放弃连任的案例来看，一旦特朗普的执政遇到困难，尤其是贸易战未能取得预期成果，建制派与民粹主义者的观点差异有可能更加显著，麦康奈尔等资深政客也会与特朗普做出划分。届时建制派可能会成为牵制特朗普的力量，当然建制派与民粹主义者的矛盾也会随之激化。此外，中期选举、“通俄门”调查等事件带来的人事变动也将影响两派政治势力在共和党内、美国政府内的力量。虽然建制派不太可能对特朗普起到立竿见影的刹车效果，其与特朗普政治立场的差异仍然可能在长期阻止特朗普走向极端。（注释略）